查普曼（Jeremy Chapman）和奥康（Philip O’ Connell）分别为国际组织器官移植协会（TTS）的前任和现任主席，并一同在悉尼Westmead医院工作。
根据独立研究人员的资料，他们两人在决定如何回应国际移植群体对中国大陆医院牵涉大规模杀害良心犯人，以摘取他们的器官图利的指控，有相当大的发言权，造就了他们与中共在这方面研究的合作机会。
查普曼也是器官移植协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研讨会的主席。会议今年8月18日开始在香港进行。该会被指邀请了多名有侵权纪录的中国医生参加，以清洗中国大陆在器官移植的不良纪录。
未有透露的合作关系
Westmead医院是悉尼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自2005年开始与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开展合作关系。最早期的合作安排，是由Westmead派遣一名主要研究员到长沙，在2008年，两家机构发表一个关于研究标准的联合声明。2012年，查普曼和奥康参加了同属长沙中南大学的湘雅二医院的一个论坛。
奥康和查普曼在2013年11月参加了关于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一个论坛后，为Westmead和湘雅三院签署了一份意向书，表示双方会“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会议，安排人员交流，及承担先进的研究和遥距医疗教育、手术演示和医疗咨询”。
2014年，两家机构加强合作，时为器官移植协会主席的奥康在10月16日参与了湘雅三院的一个“异种移植”会议。10月27至30日，湘雅三院派遣了一个由14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Westmead医院。“异种移植”指不同物种之间的细胞或组织移植，通常从动物移植到人类。
查普曼和湘雅三院的院长陈方平在2013年签署了另一份补充协议，包括“挑选一组护士和管理人员到Westmead深造”，及“加强双方合作的其它内容”。Westmead医院的网站展示了一张两人握手的照片。
接待中国代表团的人，包括易硕南（Yi Shounan音译），为两个机构的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
异种移植在澳洲被禁
自2004年起，澳洲宣布暂停“异种移植”研究。但在Westmead工作，也是奥康的得意门生的资深研究员易硕南，却能通过与湘雅三院的关系，进行在澳洲被禁止的研究。
易硕南和湘雅三院的合作始于2005年5月，当时他以客座教授身份前往该医院工作。Westmead的一个副教授霍桑（Wayne Hawthorne）则于一个月后到访该医院，并参加了一个三天会议。
过往多年，易硕南继续研究和发表异种移植的论文，其中有些是和奥康及霍桑联名发表，也有论文是与湘雅三院异种移植专家王维一同发表。
在2011年，易发表了一篇基于道德考虑可能无法在澳洲进行研究的论文，研究涉及为22个糖尿病患者注射猪胰岛细胞。有关程序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在利润的医疗方法。实验程序涉及将胰岛细胞从猪胎儿胰腺注入病人体内，胰岛细胞可以产生胰岛素，以调节血糖。大陆媒体新浪财经在2016年5月宣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即使每年只有1万个案，收入也可达到十亿人民币。”
在论文中，易对他的研究有以下说法：“我们看到异种移植在中国产业化希望的突破。”但在易所发表的论文记录中，这个研究是无处可寻。（易也于2010年就相关医疗技术，与湘雅三院的王维申请了专利。）他并没有立即回应上述遗漏原因的电邮查询。
Westmead与湘雅的合作关系，奥康也从未在其有关异种移植的论文中提及。至于查普曼曾发表了关于中国移植问题的四篇论文，大致上支持官方的改革方案，但也没有提到与湘雅的关系。
本报记者曾向查普曼和奥康发出电邮，查询Westmead和湘雅三院的关系，至今未获回应。
怀疑存在利益冲突
由于上述合作关系未被披露，同时又涉及在澳洲不能执行，但拥有巨大潜在利益的研究，以及TTS对中国大规模非法器官移植的证据的漠视，令很多观察员感到困扰。
德国的独立研究员施瓦茨（Arne Schwarz）参照Westmead和湘雅三院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医生之间的合作，拼凑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并与一些记者分享。
施瓦茨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大陆滥用器官移植的问题，他的研究促使罗氏制药公司因在中国进行临床移植试验，于2010年登上“羞耻堂”（Hall of Shame Award）。
他表示，于6月开始关注TTS的领导阶层牵涉利益冲突的问题。查普曼对一份由独立研究人员发表长达700页关于中国非法器官移植的报告说了一些不屑一顾的话，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报告载有超过2,000个注脚，其中90%以上都可以追溯到在中国医院的网站，表明中国的系统移植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该报告是有史以来关乎中国器官移植问题最详尽的报导。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认为中国每年进行6万至10万例移植手术，大部分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查普曼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访问时，否认所有器官都来自法轮功。施瓦茨说当他看到查普曼的讲法时，他不能相信他的眼睛。他开始研究查普曼与中国的关系，慢慢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关连。相关资料只能在中文网站找到，从未以英文发表，在Westmead的网站也没有提及。
查普曼的同事知道相关报导后，都感到十分惊讶。前以色列移植协会主席拉维（Jacob Lavee）说这些合作从未向TTS的道德委员会申报。他对TTS处理中国器官移植方面懒散的态度十分不满。
施瓦茨在一封电邮上写道，“TTS现任及过往的主席，对如何处理国际移植群体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指控，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补充说：“如他们的判断受到利益关系所左右，我们不可再相信他们。”施瓦茨不断的追寻，发现很多未能解释的问题：未有披露的会面、合作协议、昂贵医疗程序的专利注册。他表示明白到为何查普曼对上述报告有这么大的反应。
可是，异种移植可能只是在湘雅三院所发生未知事件的冰山一角。
器官供应减少 内陆城市反成移植中心
长沙是中国内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城市，但它拥有三个顶级移植医院：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和湘雅三医院，这三所医院都附属于中南大学。其中湘雅三医院已经形成了移植“产业化”。
2001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快速发展”，湘雅三医院的网站上说，当局投资了1亿元人民币建设拥有150个床位的移植中心，使之迅速成为湖南省最高级的移植中心。
在湖南省大建特建移植中心的时候，统计数据却显示，中共官方所宣称的器官移植的来源——死刑犯的数量在不断下降，这说明器官来源应该减少，而不是增多。
湘雅三医院迅速成为一个器官移植的“国家科技攻关基地”，其网站说，该院进行了大量的器官移植（包括肾脏、心脏、肺、肝、肠）。根据人权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当黄洁夫在该院现身的时候，他们曾在单日做了7台移植手术。此后他们又从网站上删掉了这个信息。
德国独立调查员施瓦茨（Arne Schwarz）质疑，“没有活体器官库，怎么能做到呢？”
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副院长、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简称OPO）执行主任叶启发，也于8月18日参加香港的TTS大会。◇ #
(来源： 大纪元2016年08月19日 《国际移植权威与中共医院利益网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