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谎治
“以谎治国”是江泽民和中共一惯的治国方针。民间对江泽民的三讲的解读是：讲假话，讲外语，讲排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真实意义应该是：代表暴力，代表谎言，代表腐败。能骗就骗，编不出瞎话，就放空话，编不出空话就用套话，讲不出套话，就说废话。空话、大话、套话、假话加废话统称就是官话。江治时代的中共各级官员上台之后，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官话。
与谎言满天飞的行为相对比，江泽民口头上却大力提倡讲真话。1996年3月，江泽民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代表团讨论时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实情，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社情民意，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传统和作风”，“大家都要讲真话！”1； 996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仍要坚持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作风。一是敬业的作风，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献身党的新闻事业。二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报实情，讲真话。2001年9月26日，江泽民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时说：“作为主要领导干部，坚持讲真话、听真话，坚持讲实效、办实事，就是重要的示范和导向。”2004年7月26日，江泽民会见全军学习三个代表经验交流会代表时强调：当前，特别要在“真”字上下功夫，要真实、真诚。就是要讲真话，报实情，不回避问题，不做“虚功”。
看，江泽民在讲“真话”的时候，都是在讲假话，谎话。
新闻自由之敌
江泽民不讲真话，也容不得别人讲真话，特别是容不得讲真话的媒体。2001年5月3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一份年度报告，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份报告列出了一份破坏新闻自由的领导人名单，保护记者委员会称这些领导人为“新闻自由之敌”。这份名单中的前十名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是江泽民连续五年列位“新闻自由之敌”名单。江得此殊荣，是因为江泽民对中国仅有的一点点新闻自由都予以了扼杀。
报刊等新闻媒介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其监督作用巨大。在中国，这些本属于全社会共享的资源却被中共独占垄断，成为替中共施行谎治的工具。中共所有的谎言，所有该让人知道的谎言，几乎全通过这些“喉舌”发布出来，再扩散传播至整个社会。
2002年10月23日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首次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和北朝鲜分别列在第138和139位。“记者无疆界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在新闻自由度排名倒数二十的国家中，不存在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2003年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
中共对批评性的媒体报导有这样一个荒唐的规定：批评报导必须获得被批评者及其主管上级单位签字同意才能发表。这就是在制度上规定了媒体不可能说真话。被批评者往往都是贪腐官员或地方政府，这些贪腐官员都和中共一样，最怕的就是被曝光和揭短，怎么可能同意发表对其揭露性的文章。
由于中共新闻媒体的非独立性，所以它只允许替党“发声”，而不会为人民说话，偶有比较正义直言的，也都避免不了停刊停办，人员被撤职甚至被关押的命运。
创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曾经是中国报业当中敢说真话的一面旗帜，是很多贪腐权贵的眼中钉，因此不断的受到各方，尤其是中宣部的压力，几经沉浮。1998年，江系人马李长春上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开始整治《南方周末》，2000年广东省委宣传部下令，将主编江艺平调离，将《南方周末》原班人马大部分撤换。
除《南方周末》外，不断的有报刊因为说了中共不爱听的话而受到各种处置。经过江泽民的十三年统治之后，中国的新闻自由空间已经没有了。现在网络成了真相与谎言争夺的空间，中共雇佣了大批的网络评论员–五毛党，为其在网络上散布谎言。
谎言的机构化
江治时期，中共的谎言制度和谎言机构已经非常完善。从谎言的预谋、酝酿（准备环节）、编造（生产环节，即谎言的制造）、出笼（销售环节，即把谎言推向社会），都有一整套严格缜密环环相扣的程序，用以保证谎言不出问题，不被人识破，从而达到最大限度欺骗人的目的。各类谎言制造机构充斥全国上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其下属的各地方政府的宣传部是最大的谎言制造机器核心部分，几十年如一日的贯彻执行着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政策，制造谎言的同时，封锁真相的传播，封刊禁报、封吧锁网、压制言论、监控舆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妇女联合会，这些都是谎言机构，其代表都非民选，也从来不为民说话作主，其功能都是为中共歌功颂德。
江泽民统治制造了千百万的访民，这些访民都是被逼的走头无路的下岗工人，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拆迁户，和各种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中共为了对付这些访民，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信访机构，从成立于2000年的国家信访局，到各地方的信访办公室，及各部委的信访办公室，这些都是骗人机构，从来不解决任何问题。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付访民哭诉的一办法就是：我们知道了，你把信访材料留下来，我们会向有关领导部门反应。上访材料往往没有转到任何有关领导部门，或者被压在信访办，或者转到了被告人手中，访民所得到的往往是毫无音信，或打击报复。在地方的信访办得不到问题解决的访民就涌向国家信访局，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截访。这就是谎言解决不了问题，就采用暴力。许多访民被关押和酷刑，甚至被打死，成为这个信访办–这个谎言加暴力机构下的冤死鬼。
这是一则具有代表性的访民血泪故事，大纪元网站上刊登的“女访民中秋前含冤死龙口市黑监牢遭曝光”。中国国庆和中秋节期间，山东龙口市一名遭执法和截访人员殴打凌辱的女访民在被地方政府非法秘密关押一个月后死亡，身上有多处伤痕。官方称其上吊自杀，而家属认为可能另有死因。在此案引起一些维权志愿者和网友关注后，当局承诺查办有关责任人，但死者家人目前也被安排住进宾馆，与外界失去联系。死者是56岁的李淑莲，家住龙口市东莱街道北巷村。李淑莲生前在网上公布的上访信说，“2001年4月2日，龙口市场发展管理局原局长孙清波、副局长李庆顺，明目张胆向我索贿4万元，因我没有及时把钱送给李庆顺，他便有意挑起事端，于2001年4月10日及4月16日两次故意放水淹了我的仓库（窗帘、手表、钟表、皮衣等货物，损失达252，600元）。”
上访信说，“李庆顺还不罢休，竟在2002年5月16日，无端强行封我营业店门、扣押我136万多元的财产。李庆顺在封门时竟惨无人道打伤我母亲，致使她腰、胳膊受伤。之后，仅仅9个月的时间我母亲就含冤而死。”此后7年中，李淑莲曾到山东、北京等地上访多次，都被遣返、并被关押数月之久。
江泽民的人权谎言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2000年的五个“人权恶棍”(humanrightsscoundrels)，江泽民名列其中，中国大陆的人权记录也受到抨击。正当国际社会把江泽民评为人权恶棍，江治下的媒体大肆宣称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时期，大作人权秀，把人权写入宪法，其实中共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谎言集。
江泽民在申办奥运时曾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国际奥委会寄一线希望于奥运将对改善中国的人权有所帮助，事实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江的骗术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知，江泽民在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的同时，就在加大打压异议人士和镇压法轮功。
江泽民把中国人的人权解释成是生存权，谎称他解决了全国12亿人口的生存问题，可是他一手制造了成千百万的访民，这些访民都是被逼的走头无路，无法生存下去的普通民众。
1991年6月29日，江泽民会见津巴布韦副总统恩科莫时谈到：中国有11亿5千万人口，以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人权，人的生存权。如果11亿多人民吃不饱，穿不暖，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也不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
1991年10月28日江泽民会见斯里兰卡自由党主席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谈到：比如拿人权来讲，像中国有11.5亿人口，如何使这么多的人吃得饱、穿得暖，解决生存权的问题，那也是件大事情。
在1993年6月15日江泽民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谈到：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利用民主人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但压不倒我们，因为我们了解民主、人权的来源和历史，清楚西方所谓的民主、人权是怎么一回事。解决中国11亿6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如此众多的人口生活安定，这对整个世界是很大的贡献。
每每被问到人权问题是，江泽民就是用这些套话来搪塞的，有如程咬金的三斧子。对于任何对普世价值的破坏，江泽民的理由都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人权也是同样。
让说真话的人销声匿迹
江泽民开创了一个艾滋病大国。从江泽民上台执政的13年中，中国的艾滋病人数从零发展到几百万。在1989年以前，中共一直都否认中国大陆有艾滋病例。1989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一例艾滋病。中共的一贯作法是先瞒报，瞒不住了再谎报和虚报，如果有良心的人敢于站出来说句真话，就会被暴力打压。对于中国的艾滋病疫情，中共一直都在虚报，病例的统计数字往往和实际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人数相去甚远。为了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地方政府都隐瞒艾滋病的实际人数，并阻止研究人员进入艾滋病发病区采集数据和进行艾滋病防治活动。到2001年，中共官方提供的全国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为26，058人，其中发病人数为1，111例，死亡584人。当西方记者问及中共卫生部是否一直都在封锁隐瞒河南等地大量民众感染艾滋病的消息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矢口否认，但在铁证面前又不得不改口称经卫生部多次调查，因采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大约在3万到5万。而许多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专家估计在2001年中国的艾滋病人数就已经超过百万了。
由于中共官方的瞒报和对民间调查防治艾滋病的阻挠，中国的艾滋病病人数的增长速度惊人。2002年6月，联合国艾滋病总署公布《HIV/艾滋病：中国的巨大危险》称，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增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一千万。
河南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光艾滋村就有几百个。很多河南农民在卖血和输血过程中因不卫生的输血操作方法而感染了艾滋病。2002年，北京的爱知行动志愿组织到河南上蔡县调查，发现上蔡县有超过3万5千名艾滋感染者，全县有3千5百名儿童，因为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而成为孤儿。国际医学界估计，到2002年，河南艾滋病感染者至少有150万，与河南省卫生厅资料的不到2千人比较，相去甚远。
中共在瞒报的同时，对知情者和敢于说出实情者予以打压。1999年9月，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的传染病教授桂希恩，偷偷进入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采了一些血样并化验后，被震惊了。他向河南省有关部分反应情况，无人理采他。他将调查报告带到北京，北京把他的报告发给了河南省委。河南省委派出一名处长找到桂教授，希望他不要再管河南的事，理由是怕艾滋病的实情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会造成河南农民出去打工没有人要的可能。
站出来说实话的另一人是河南中医学院教授高耀洁。她退休后，于1996年69岁的时候，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病人和遗孤。由于高耀洁等人的努力，河南和中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艾滋病蔓延的问题，终于逐步被揭露出来。同时，也招来中共当局对她的迫害。
1999年，世界艾滋病日，高耀洁准备接受记者的采访，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院院长李真威胁她说，必须说“河南省没有艾滋病”，并指高耀洁是“为反华势力工作”。高耀洁数次接到恐吓电话称“再捣乱就干掉你”。河南省《大河报》报导了艾滋病在河南的流行情况后，受到河南省委宣传部的严厉批评。河南省卫生厅党部组织曾开会讨论艾滋病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解决了高耀洁和桂然恩，河南就不再有艾滋病问题。高耀洁的小女儿也受到牵连，被河南一家医院无故辞退。中共还一直禁止和阻止高耀洁去各地做预防艾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
高耀洁说，官方一直采取遮蔽态度对待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不准医生和记者披漏艾滋病真相。政府采用金钱收买、物质诱惑、荣誉拉拢、给脸色看、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手段达到掩盖真相的目的。
谎治的结果
江泽民的谎治导致了中国的假冒泛滥空前，上骗下，下骗上，互相骗。谎言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谎言破坏了诚信，诚信是一个稳定社会的纽带，没有了诚信，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砂，人人自保，人人自危。中国制造的各种有毒药品食品已经严重的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三鹿奶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造成30万结石患儿。谎治的出口外销导致整个世界失去对中国的信任。江泽民就是这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谎言大国，败坏了中国的名誉，毁掉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英国防伪企业集团出版的刊物中，把中国列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假冒商品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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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大纪元2012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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